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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赋能中国经验
法律赋能的困境与出路——对翟湾村水污染案件的一个初步分析

   导言

  关于发展中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的理论,其主要路径大致可以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类。不论是基于建构理性还是演进理性,乃至商谈理性,经典的现代法治理论一般主张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离,分权制衡,司法独立,程序正义,法律职业共同体等观点。众多理论叠床架屋,虽繁杂而自成一统,从身份到契约,基于权利,据于制度,立于精英,体系可谓分明,话语可谓宏大。自上而下路径的出发点是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化的权利,通过把握本质的诉求、进步的规律,进而纲举目张,大而化之,实现良治与法治。1990年代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(rights-based development)运动、“非传统法律发展”(alternative law development)运动,以及“获得司法”(access to justice)、“微观正义”(micro-justice)、“法律赋能”(legal empowerment)等理论,基于现实中法律移植与治理的失败,对此多有批判。自下而上的路径强调贫弱群体的处境、多样的社区特质、非正式的交往规则、具体现实的微观权力场域及其中的行动者与日常的抗争。然而,反其道而行之,自下而上的行动可能过于“民粹”,脱离而非有效补充、完善既有的法治范式与实践,而同样有违实际,难生功效。是故,我们在此主张一种整合的法治模式,试图去弥合两大路径之间的鸿沟,取长补短;而不是像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刘本(Benjamin Van Rooij)教授所讥讽的那样,见风使舵,追赶时髦,使用流行话语,让严肃的学术届变成了朝秦暮楚的时尚圈,让国际发展项目左右了学术讨论的风向标。
  为了上述目的,本文将以翟湾村水污染案件为例,初步评析法律赋能和法律变革在中国的实现路径与可能功效,力图指示出一种更切合中国实际的混合法律赋能模式。本文第一部分将大致介绍国际上通行的法律赋能理论;第二部分将基于我们的田野调查,描述了翟湾村从水污染到止污、治污的过程;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所描述案例的详细分析,通过考察村民如何行动以及外力介入的方式与效果,对混合法律赋能模式做了初步的讨论。虽然按照研究惯例,笔者对案例所涉及的地点和人物均应做必要的技术处理,但本文讨论的机构和主要人物在当地乃至在“圈内”都非常有名,不难“对号入座”,因此也就没有多此一举地做掩耳盗铃式的处理。
    
        本文作者:张万洪、丁鹏,载《我们时代的人权》,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,第249-271页。
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 全文下载:对翟湾村水污染案件的分析-已刊稿.pdf (321.02 KB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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